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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对间谍行为进行处罚的可查记载，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。《周礼·秋官司寇》中明确了惩治八类犯罪行为的规定：“掌士之八成：一曰邦汋、二曰邦贼、三曰邦谍、四曰犯邦令、五曰挢邦令、六曰为邦盗、七曰为邦朋、八曰为邦诬。”其中排在第一位的“邦汋”指的是盗取国家机密问鼎模拟器，排在第三位的“邦谍”指的是为外邦做间谍。由此可见，西周时期已经意识到反间防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因而将里通外邦、危及国家利益的行为界定为犯罪并加以处罚打击。

唐宋时期，对间谍行为及应当施行的刑律有了明确清晰的规定。唐代《唐律疏议》和宋代《宋刑统》中均规定：“诸密有征讨，而告贼消息者问鼎模拟器，斩；妻、子流二千里。其非征讨，而作间谍；若化外人来为间谍，或传书信与化内人，并受及知情容止者，并绞。”可以看出，唐宋时期将间谍行为详细划分为四种情况：一是把涉密军事行动信息提供给敌对势力，二是把其他国家秘密提供给敌对势力，三是外国人私入中国境内刺探情报或传信给国人，四是接收外国间谍的书信或容留窝藏外国间谍。上述情况均被处以斩刑或绞刑，且家眷也会受到牵连，体现出唐宋时期对间谍活动防范之严、处罚之重。

明代的《明律》和清代的《大清律》在唐宋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，更注重对间谍活动的盘查，规定：“凡缘边关塞及腹里地面，但有境内奸细走透消息于外人，及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事情者，盘获到官，须要鞫问接引起谋之人，得实，皆斩。经过去处，守把之人知而故纵及隐匿不首者，并与犯人同罪。失于盘诘者，杖一百，军兵杖九十。”明清时期的立法者已经考虑到当时的间谍活动具有有组织、成规模，内外勾结、沆瀣一气的特点，进一步规定了对奸细的处罚、官员盘诘间谍窝点及交接人员的责任以及对官员失察的责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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